周其仁认为，我国目前的价格管制主要包括四种产品。一是电。由于煤价是在基本开放的市场上由供求力量形成的，而电价是政府管制的，不能涨，所以关于电的矛盾几年来一直没有解决。

    二是粮食。目前实行价格上限管制。由于政府大量抛售库存，国际粮价的上涨没有传导至国内。于是出现了农民生产意愿的可能下降，因为目前的粮价将为下一个生产周期提供信号。同时，如果农民的通胀预期起来了，惜售行为也会出现。

    三是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较严重的问题是非价格管制。按照新劳动合同法规定，周六、周日工作需要加工资，这其实是在限制那些宁愿在周六、周日不要加倍工资而要工作的人。

    四是土地。维持政府征地和独家供地制度、排斥集体土地入市，实质上也是一种下限价格管制。因为它限制了供应量，降低了土地供给之间的竞争，一定会抬高土地价格。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土地价格往上升，会使得高房价得以实现。

    “以上四种产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产出品，我们实行价格上限管制；另一类是重要的要素投入品，我们实行价格下限管制。两种政策组合在一起，我认为会产生一个打击生产的效果，对于治理通货膨胀是不利的。”周其仁说。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说：“中国的外贸状况已今非昔比。与在1987年至1988年和1993年至1994年人民币汇率被高估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增加的情形相反，中国如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应对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以及随之而来的巨额经常项目盈余。允许人民币显著升值才是抑制通胀的有效途径和最理想的政策选择。而且，此时允许人民币升值可以同时实现抑制通胀和纠正外贸失衡这两个政策目标。”

    摩根斯坦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建议采用财政出资的保值储蓄(GID)计划。在GID计划下，政府以确保各个家庭在银行里的某些类型储蓄的实际利率非负为目标，用其财政预算对他们进行补贴。并向各个家庭承诺，高通胀将不会削弱他们长期存款的购买力。因此，各个家庭也就没有必要取回他们的存款去购买商品和服务以对冲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