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怕国外的竞争者，放眼世界来看我们所具备的生产资源，从小范围讲，老挝、柬埔寨，那里劳动力更低，但是它的盘子这么浅这么小，能提供给世界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再全世界三大区块你来看，美洲的墨西哥、巴西，那里的劳动力成本肯定比国内高，再看印度，印度这几年成本也上升很快的，很多跨国公司说把工厂建到那里，那是政策选择。再比如现在炒得很热的越南，虽然我们在那边也有三四千人，但是越南当地八千多万人口，土地面积36万平方公里，资源也很有限，它的资源利用到顶也就相当于一个广东省，大家一窝蜂去，你可以想象得到，最终由资源紧缺所造成的成本的急速上升，应该会很快。

　　所以成本问题，你不能光看这两三年，你要看往后五年、十年怎么办。

　　《21世纪》：你的意思是，即使在成本上升的今天，中国未来增长的空间和竞争力还很大？

　　李金明：国内有广大的消费人口，而且有庞大的生产资源，这一点来说我认为放眼未来很长时间没有问题。

　　富士康的城中城效应

　　《21世纪》：仅从深圳来看，20年的发展，富士康就像一个巨大的磁石，他把劳动力、供应商等都吸过来，也释放出了很多东西，能否以深圳为例谈谈您所认识的，富士康对深圳共生、发展关系？

　　李金明：比起其它厂来说，我们自己配套的能力跟现实的状况是比人家高，元部件、模具加工，到整机，垂直能力很强，但是我们还有不少是外包的。在产业的供应链看，分布在东莞的供应商很多，我们不可能所有东西完全自己做，所有东西完全自己做，本身就承担了这个产业的所有风险。比如包装材料，我们一年需求量很大；还有运输也是行业外包；另外就是一些辅助材料，如在生产过程当中所要用的鞋、手套，我们的需求量就大得不得了。

　　另外几十万员工在这边居住所带动的消费。富士康的人数要是降下来，我相信我们所在的这个深圳龙华区生态会完全改变，我们深圳园区的职能转换的过程，也是龙华区脱胎换骨的过程，比如我们的基层员工降下去，周边的一些生意会受到影响，深圳市的经济数据短期也会有变化，但是高端技术员工未来会带来新的东西，所以必须要忍受这个过程，这是有历史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