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代工帝国富士康面临转型。在转型的焦虑中，富士康遇上了GDP投资冲动的地方政府。在这场交织着产业竞争力、区位优势、人工成本等诸多元素的争夺中，又衍生出一个吸力和推力的“磁场”。这是一幕并不鲜见的政经大戏。需要冷静追问的是，是富士康成就了地方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成就了富士康？

　　早上八点，自行车和汽车裹挟着20万多人涌入位于深圳龙华的富士康科技集团。第一次到这里的马佩莲当即被这个情景蒙住了。马是浙江嘉善县副县长。嘉善户籍人口也不过37万。

　　“东西南北方向已经分不清楚了。”2008年4月，马佩莲这样向本报记者描述。

　　晒了一个上午的太阳之后，马佩莲总算搞明白，她要办的事情，要通过富士康哪一个门传达。从2005年10月到2007年10月，两年时间内，马佩莲和她的招商团队，太阳没有少晒。

　　与马佩莲一样，来自其他城市的招商团队，他们初次在富士康总部的联系总是经过如下的程序：先是与前来应聘的农民工排队等候，这样的等候，有时候是连续几个月；取得某一事业部同意之后，再换牌进入。马佩莲记得，她第一次见到一事业部负责人时，已经是往返浙江深圳大半年之后了。

　　有时候进了门，但还是不一定见到人。马佩莲记得，第一次见到有新投资规划的事业部负责人时，穿越了好几个门卡，中间走走停停，连续换了三个牌子。

　　最新一轮富士康将超过10亿美元的科技城项目已经花落浙江嘉善。在国内各大城市招商队伍中，郭台铭的个性一直被反复研究。“要快乐”这是郭台铭在嘉善富士康科技城奠基时的说法。

　　但对于长期在富士康附近驻扎的各大城市招商队伍来说，大多不容易快乐。实际上，即使是那些已经成功引得富士康的城市来说，要快乐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需要提供整片整片的土地供其开发，而纳税却未必相称。

　　这是富士康，来自台湾，世界最大的代工巨头，中国大陆出口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