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开过去10多年中国企业去海外上市的历史，你会发现在2003年前几乎都是低价、折价发行。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电信、神华煤矿、兖州煤矿等都是低于10倍市盈率发行。而当时国际上同类公司的PE值大都是10倍以上。国际资本过去10多年赚了很多中国企业的高增长回报。可惜的是中国10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上市运动，居然没有培养出自己有竞争力的国际投行。

　　“到了可以制定中国溢价的时候了，现在都是中国公司在支撑着整个市场。我们不能改变市场，我认为跟着市场走没错。我不是狂妄，贵或便宜并不重要，问题是谁能真正把中国(企业)的故事说出来？!”

　　跟所有的金融活动一样，IPO在放大价值的同时，也可能放大贪婪。

　　鲶鱼

　　由于精于挖掘企业上市卖点、提前引入香港“大佬”作为投资人，以及瑞银私人银行业务支持，瑞银开拓出了高定价的空间，从而突入大摩、高盛的“世袭领地”，一发不可收

　　2006年初，瑞银接到了广东地产企业碧桂园（2007.HK）创始人杨国强的邀请，要求瑞银参与进来，和另一家先行进入的投行一起做碧桂园IPO的承销业务。2007年3月上市前，瑞银出具了一份PE估值17-23倍（当时房地产行业的平均PE是11-15倍）、企业估值950亿港元的研究报告。这与另一家给出的650亿企业估值、11-15倍PE估值竟没有丝毫重叠，估值差300亿!

　　这样的悬殊令蔡感到有意思。他知道该同行的评估符合市场平均水平，但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马上让公司通知对方坚决不能对外发研究报告，“否则就像水泼出去再也收不回”(蔡语)。按照投行规矩，在投行的研究部门和投行部门之间有一道“中国墙”(Chinese Wall)，对于两个部门之间的交流有诸多限制，其中一条就是限制分析师和投资银行部门就评估报告交换意见。

　　蔡采取了某种“越墙”手段。他通过资本市场部同事向集团全球研究部门求证，问执笔此报告的分析师对自己的结论是否有坚定信心？后者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要知道，瑞银的研究报告是推动其股票交易的基础。三年前，全球每天有1/9的股票通过瑞银的平台进行交易，而今天，每1/7的股票通过瑞银的平台进行交易。蔡洪平看到，碧桂园的资金周转率很快，且历年的复合增长率是50％，如果看PEG(市盈率与增长比率)，只要PEG小于或等于1，则市盈率就不高。既然美国公司在高速成长的时期享受到PEG为1的待遇，为什么中国公司就只能得到0.8、0.6？这么来看，即便瑞银给出的17-23倍PE值也并不高。瑞银方面遂向该同行提出调整其原来研究报告的建议。被拒。